高指标浮夸风 为何说要，四、“”反复至结束阶段讲“留有余地”，是为了掌握工作主动权，体现出认识上的更上层楼

　　1959年庐山会议，按照和党中央的原意，是想统一全党的认识，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具体政策，进一步纠“左”，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各项任务。在7月2日讲线个问题也说明了会议初衷。会议期间，由于错误地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而导致会议主题由纠“左”转向“反右倾”，直接后果是打断了纠“左”的积极进程，掀起了继续“跃进”的高潮。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各种“大办”一拥而上，势必影响对“留有余地”的实际落实并淡化此前的认识成果。在这种氛围中，对“留有余地”的思考又有怎样的起伏呢？

　　1959年8月21日，庐山会议一结束，就到浙江等地视察，并在金华召集地县委负责人座谈，了解农业生产问题。在汇报到生产指标时，说：“指标要留有余地，不要说大话，不要吹大牛，不要光听上面那一套。”当汇报到基层干部作风时，严肃指出：“千万不可高指标，放空炮，强迫命令，假汇报。” (《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页。)尽管刚从庐山会议后半段“反右倾”的气氛中走出来，还是坚持了庐山会议前半段纠“左”的思想意识，在调研中仍然提倡“要留有余地”。

　　事实上，虽然经历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曲折与反复，党中央和并没有完全停止纠“左”的步伐。比如，1960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在杭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1960年计划时指出：“要学习八大会议的经验，钢的指标为例，留了三年余地。现在，给三年补充计划要留一年的余地”；“按实际办得到的，再留点余地，让各地、年度去超过”；“计划的方法，要注意余地留得够，我看留得还要多点，不仅中央，地方也如此”。(《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9、1030页。)强调“留有余地”的思想是很鲜明的，尽管钢铁指标没有压缩，但通过这次会议，水利建设、开荒等的指标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缩。另外，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还专门组织读书小组，集中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从理论上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这种通过理论学习进行反思并取得的认识成果，无疑也是纠“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收获。

　　关于这一阶段继续纠“左”的实际举措，最具典型意义的是1960年6月8日至18日在上海召开的以讨论“二五”计划后三年补充计划为主题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据时任湖北省委的王任重日记载：这次会议的指导思想是“冷静地分析情况，把计划放在积极而又可靠的基础上，必须留有余地”( 中央文献研究室保存《王任重日记摘录1960年》。)。6月14日讲话 (在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线日。)可以说充分体现了进一步纠“左”的决心和力度。

　　首先，为了汲取教训，总结经验，两度提到并充分肯定周恩来在八大一次会议关于“二五”计划的指标设定。在讨论后三年的钢铁指标时说：“我看提少一点，去做，在做之中增加一点。过去几年的经验，1956年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总理作的报告，最好的部分，就是指标订得低的那部分”，“以至给我们留了很大余地，留了三年的余地”。当周恩来、和李富春都表示3000万吨钢的计划“可靠”时，说：“我看还是相当紧，超过的可能性比八大一次会议订的那个指标要小。所以，我还是欢喜你（指周恩来--引者注）提的那个东西，讲起那个东西就有味道，它给我们留了这么大的余地嘛。”因此，要“学习八大一次会议的那些经验，宁可打低一点，在年度中去超过，决不可以打得过高，以至于超不过”。

　　其次，为了切实贯彻“留有余地”，提出后三年计划指标“要改”，“不勉强凑数”。具体怎么改，“就是按实际可能办事，按实际办得到的，还打点回旋余地，让年度、让地方超过”。他举例说，实际办得到的比如是3200万吨，我们就提3000万吨，如果实际可能是只有3000万吨，就只应该提2800万吨。他郑重强调：“不是纸头上、口头上留有余地，而是实际上真正留有余地。”

　　其三，提出由“数量本位”转向“质量第一”。说：“今年和今后两年的基本建设，盘子绝不可以搞得过大，数量不可不讲，但恐怕要提出质量放在第一位。”现在“要着重门类样样都有，钢与钢材的规格很高，普通钢之外还有特殊钢，而特殊钢要达到世界水平”。总之，“讲质量、品种、规格，把这个提到第一位，把数量放到第二位”。至此，“”以来“数量至上”的指导思想和目标意识初步得以扭转，开始怀疑并试图摒弃这种观念。从“数量本位”转向“质量第一”，这既是总结和反思“”以来的深刻教训使然，也是坚持“留有余地”并从根本上改变难以真正贯彻“留有余地”的实际而提出的新思想、新思路。据冶金部负责人回忆，关于“质量第一，数量第二”的指示“对后来我们狠抓质量、品种，猛攻尖端特别是为国防尖端武器，为、氢弹、导弹和人造卫星及时提供重要的关键性的材料，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力”(《缅怀》（上），第74页。)。可以说，这是在纠正“”“左”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与思考的重要收获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将闭幕时，还写了《十年总结》一文，这篇文章后来被认为是总结、反思“”经验教训的真正开始。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讲，把对“留有余地”的思考，进一步放到了降低指标、掌握工作主动权这样的战略高度，体现出认识上的更上层楼。

　　在这篇文章中再次由衷称赞，周恩来制定的“二五”计划中大部分指标“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并强调今后三年的计划指标“一定要改过来”，“要下决心改”，如此方能“完全主动”。由此，他进一步引申阐发了关于领导干部要善于掌握主动权的极端重要性：“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页。)在6月18日闭幕会上，不仅开诚布公地检讨错误，承担责任，深入严肃地开展自我批评，又多次谈到降低指标问题：“现在搞了那么多年，指标老是提得那么高，就是相信下面的那个统计数字”；要降低指标把主动权拿过来，“就是想得点自由，不然总是捆绑手脚，自己不得翻身”。 (在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闭幕会上的讲线日。)从降低指标、留有余地到争取主动权，的思考显然又有了新的发展。他认为“”的主要错误，就在于把我们自己搞起来的“菩萨”自己供起来，脱离客观实际，一切以“数字”为上，被“指标”牵着鼻子走，丧失了伸展与回转的空间，也丧失了工作的主动权，最终陷入盲目和被动境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写《十年总结》的意思，就是要大家“盲目性少一点，自觉性多一点，被动少一点，主动多一点，不要丧失主动权”(《传（1949-1976）》（下），第1083页。)。

　　从强调“留有余地”到争取主动权、掌握主动权，目的是减少盲目和被动，提高领导国家经济建设的能力和水平，实现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文集》第8卷，第198页。)。显然，的思考重心不再停留在具体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问题，而是向宏观战略思维拓展延伸。究竟怎样领导并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应当遵循什么样的规律，需要全党切实展开调查、研究和探索。可以说，这是从“”以来，在“留有余地”这条思路上总结经验教训，反思和总结“左”的错误的最重要的一个认识成果。

　　五、“”运动结束后持续讲“留有余地”，体现出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不断思考

　　对“留有余地”的思考、倡导和强调，不仅仅限于三年“”运动期间。1964年5月，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时说：“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以客观规律来办事。……要说服地方同志，工业、农业、国防和其他建设事业只能搞那么多了，只有那么多钱。安排要少些，多做少说。必须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过去讲是讲了，但是没有做。这几年留了，要保持。”( 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的谈线日在杭州听取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和谷牧关于三线建设的汇报时再次强调：“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我看五年搞1080亿元的建设规模是大了，留的余地太少了。……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 (在杭州听取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和谷牧关于三线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的新胜利》，在社论中加写了“在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建国以来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这句话被排成黑体字向全国印发。直到1970年，在接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针对我国不少钢铁企业又要掀起翻番的情况还说：“要警惕，要防止有些人动不动就要翻一番。这个积极性一上来，又要发生事。一是材料不够，一是设备、投资跟不上，全国紧张。”( 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谈线日。)冶金部负责人认为，这些话，“对当时头脑又一次发胀的人，是一副有效的清醒剂”(《缅怀》（上），第74页。)。

　　“”结束后，为什么如此强调“留有余地”？不仅强调“留有余地”，还提出“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充分的余地”？

　　笔者认为：第一，“”的高指标、浮夸风，在心中烙下的印痕太深了，一直心有余悸，以至于到晚年都忘不了，认为“”不仅犯了不少错误，甚至是“做了蠢事”，“闹了笑话”。是一个“不贰过”的人，觉得时时提醒很有必要，诚如他在1965年一次会上谈到钢铁“”时所说：“这些教训都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永远不要忘记。” (听取汇报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全国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情况时的谈线日。)第二，“留有余地”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看来，要使其深入人心，必须长期不懈地进行强调和劝诫，因为认识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要让人们汲取教训、改正错误并接受正确认识和科学方法也不是一次或几次就能奏效的。第三，对“留有余地”的思考，从根本上说，就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问题的战略思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究竟应当以一种怎样的速度发展，不是由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有其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这不仅源于对“”教训的刻骨记忆和沉痛反思，也可以说是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怎样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断思考的必然结果。

　　综上，通过对在“”时期强调“留有余地”的梳理，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第一，在“”时期的思绪脉络呈现出热与冷、昂扬与谨慎、豪迈与多谋、自信与担忧、藐视战略困难与重视战术困难交织发展的复杂过程，尽管“”总体战略、思路和方向是错的，但不能说这一时期的战术方法就乏善可陈。比方说，除了“留有余地”外，他还提出“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敢想、敢说、敢做也不能绝对化”、“革命热情应与实践精神统一”的论断等等，如能深入分析，对于深化这一时期的思想研究大有裨益。第二，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曾总结说：“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文集》第8卷，第304页。)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如果宏观战略失误，单是着力于具体战术，也很难彻底解决问题。换句话说，如果不从根本上调整总路线，即使有适合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同样也难以贯彻执行和落实到位。第三，“”期间一些重大决策的出台，的确是通过座谈、会议、调研等多种途径反复征询、讨论和求证，尽管他是“”的发动者，但不能说错误的责任由他一人承担。用的话说，“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页。)。第四，不仅善于总结经验，也十分重视经验的传承、丰富和发展。“留有余地”是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取得的宝贵经验，不仅在经济建设中继续发扬，还用来反思和总结“”的深刻失误和教训，并在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和规律的思考中深化了对“留有余地”的认识。